1647年西属那不勒斯王国人民起义

不幸的是,克伦威尔刚死,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共和国便摇摇欲坠。议会中派别林立,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票数,任何新的法令都很难通过。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帝制。1660年,斯图亚特家族复辟,查理二世在英国人的邀请下再次登上王位,不过这是有条件的,议会提出,国王必须支持英国国教,保护宗教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不过,国教如今面对的威胁,不仅来自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势力,更加可怕的是那些富有革命精神的清教徒。国王与议会的斗争也将一直继续下去,不过取得了内战胜利的议会方面,已经转守为攻。英国将国王查理一世正法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不单是统治阶级,普通百姓也都十分吃惊,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与制度危机。

虽然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掉脑袋的国王,但危机还是导致了不少流血冲突,其中以夺取粮食的暴动为主,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史学家们认为,17世纪初影响欧洲的各种危机中,政治危机也十分明显。在西班牙帝国的政治体系之下,既有封建的官僚因素,又有地方各自为政的联邦意味,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yedonfitness.com/,奥格斯堡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臣服西班牙帝国将近60年的葡萄牙于1640年独立;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地方也相继爆发动乱,其中后者过了足足12年才平息;1647年,西属那不勒斯王国人民起义。

至17世纪中期,遭受一连串打击的西班牙帝国,已经不再是100年前那个风光无限的欧洲霸主了。而对于欧洲的新科霸主法国来讲,日子过得也不舒服。直到1598年,有关胡格诺教徒的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1610年,改宗成为新教徒的亨利四世遭到暗杀。其子即位时年仅9岁,在随后的五年中由摄政王辅政;而在此期间,他也一直都是王公大臣们争论的焦点。1630年黎塞留(Richelieu)出任枢机大主教之后,宗教教派争端才有所缓和,而在此之前,胡格诺教徒再次掀起起义浪潮,中央也挫败了几次政变阴谋。

为了保证税收征收的顺利进行,主教大人甚至可以同叛军谈判、向叛军行贿,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并用收上来的这笔钱来应付对外战争。王国官员一致要求国王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反而帮了倒忙,帝国形势愈发严峻。那个时候的法国依然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要增加税收必定相当于从最贫苦的农民身上揭一层皮,几年之内,农民要缴纳的税款是从前的两倍,甚至三倍。

人民愤怒的呐喊最终汇聚成起义的洪流,然而结局往往是被残酷地下去。经历过三十年战争(德意志与中欧地区的混战)后期的法国东部地区也是满目疮痍,洛林和勃艮第地区更是损失惨重,一些地方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比一场战争更可怕的,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三十年战争”,标志着西班牙霸权时代退出西欧历史舞台,而法国则成为了新兴的欧洲霸权国家。

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中,西班牙与荷兰战端再起;瑞典帝国在北欧崛起,成为新的欧洲大国;最后是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两大家族的对抗。战争的直接起因是,哈布斯堡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企图通过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重建其在德意志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行为无异于否定奥格斯堡合约,也威胁到德意志人民的宗教多元与宗教自由。事实证明,激怒新教大公的做法是很愚蠢的。

1618年,帝国选举即将进行,信仰新教的波西米亚人起义,公开反对斐迪南的统治。一时间,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宗教冲突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16世纪的哈布斯堡家族和瓦劳家族为争夺意大利而开战一样,到了17世纪,哈布斯堡又因为德意志问题,与波旁王朝打得不可开交。中欧人民早就已经习惯了军阀们的反复无常与凶狠狡诈,而一直以来都是天主教国家、人称“罗马教廷大女儿”的法国,竟然也在枢机大主教的领导下,与荷兰的加尔文教以及瑞典的路德宗结成同盟,支持德意志大公,公然反对天主教姊妹帝国哈布斯堡。枢机主教黎塞留将战乱引向莱茵河畔,为法国争取到超过100年的安宁,他开实力外交(Realpolitik)与国家政治(raison détat)之先河,也就是不择手段为主权国家谋取最大利益。

不过,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签署,令欧洲损失惨重的“三十年战争”最终结束,宗教在战争与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仍是不容小觑。和约再次确认了帝国内部的宗教信仰多元化,并且提到了加尔文教;战后瑞典成为波罗的海南岸的重要国家,并享有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中的投票权;西班牙重建查理五世大帝国的美梦破灭,其军事领先地位也不再明显;哈布斯堡王朝从此也走上新的道路。

从此之后,德意志成为多种势力交战、对峙的战场,丹麦人、瑞典人和法国人都曾在此驻足;法国的势力在易北河以西不断膨胀。虽然还带有旧时代的印记,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是从方方面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宗教战争的时代已经离欧洲远去(正因为如此,教皇对和约的签订大为光火);在欧洲人后来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宗教问题都不再是主要的问题。

党史百年 马克思主义在张家口的传播(2)

1919年1月,由英、美、法三国议定的《巴黎和约》规定,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对如此一个侮辱中国人民的和约,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签字承认。

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从5月4日北京数千名学生在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开始,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反对《巴黎和约》、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抗议活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6月3、4两日,军阀政府又逮捕了北京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接着,上海等各地商人举行罢市,由此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中国工人阶级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身政治成熟的标志,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地处塞外的张家口各地的广大学生和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举行各种活动,以声援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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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家口地处偏僻,文化相对落后,所以,张家口五四运动的活动规模还很小。尽管如此,五四爱国运动对张家口人民产生的影响和教育却是深刻而巨大的。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张家口人民,特别是一大批青年学生深受新思潮的启迪,就成为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积极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和参与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也是张家口人民思想解放、政治觉醒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