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现代国家原则

有人说,“国家分裂和联合,和政治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近当代历史证明,国家的分裂或联合,和政治制度有必然联系。这个联系就是基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现代国家原则建立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民族的国家和宗教的国家。

该原则规定,一个国家应该是基于一个主体民族的。这样的国家有权在天主教或新教中选择一个做为本国的主体宗教。他国不得干涉。所以,混杂如美国,其主体宗教也是基督教的新教。南美国家,同样是诸多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但因为西班牙的影响,多选择天主教为主体宗教。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黑化、西化、伊斯兰化问题。其中的西化,就是指西班牙化。亦即操西班牙语的南美诸国移民或难民,新奉天主教。这就引起新教美国的担忧。如果出现一个美国的天主教地区,美国的新教地区,美国的伊斯兰教地区。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现代国家原则。美国一分为三完全不足为怪。

欧盟恰恰是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反例。欧盟的成立说明大一统的好处已被欧洲普通人认识和感受。所以他们不反对欧盟。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yedonfitness.com/,奥格斯堡所以欧盟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行,统一了关税,统一了货币。这都是大一统国家的应有措施。

但要达到真正的大一统,还需要统一财政,统一军警等国家专政机构。这个欧盟眼下做不到。欧盟各国都想在欧盟内保持其独立性。经济要独立,财政要独立,行政要独立。宗教其实也是独立的。欧盟各国,有新教主体国家,有天主教主体国家,还有东正教主体国家。这里体现出很矛盾心理。又想得到大一统好处,又不愿做出局部牺牲。想鱼和熊掌兼得。

现在欧盟的发展进程其实和19世纪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一样。当年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推动下,实现了统一关税和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统一行政,统一军警。这个统一是在俾斯麦德国连续发动德奥战争、德法战争,并取得绝对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俾斯麦宣布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建立。这很牛。被画成一幅著名的油画。

今天的欧盟,正是在德法的推动下,完成了前面的两个统一。后面的一系列统一和建立欧国,应该是等到一次或若干次的联合对外作战胜利。一个强有力的欧洲统一政权出现,甚至淡化了宗教。这就推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现代国家原则了。

而在当前,欧盟面临着英国的捣鬼,美国的捣鬼。他们都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做为一个国家出现。其根据,也就是民主宪政制度的民族、宗教国家原则。现在的态势,是欧盟正经受考验,或许从英国的脱欧开始,欧盟再次面临大分裂。

对于宗教国家,中国人两千年世俗,对此是体会不深的。国家的主体宗教原则,对西方国家非常重要。这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现代国家原则。该原则规定,一个国家应该是基于一个主体民族的。这样的国家有权在天主教或新教中选择一个做为本国的主体宗教。他国不得干涉。

所以,混杂如美国,其主体宗教也是基督教的新教。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法院审判,也离不开当事人手按《圣经》宣誓诚实的手续。南美国家,同样是诸多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但因为西班牙的影响,多选择天主教为主体宗教。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黑化、西化、伊斯兰化问题。其中的西化,就是指西班牙化。亦即操西班牙语的南美诸国移民或难民,新奉天主教。这就引起新教美国的担忧。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恢复了东正教。从前俄军中的政委,也换成了东正教神父。美军,其实也是有随军牧师的。而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所以,俄罗斯与欧洲诸国的宗教矛盾是不可化解的。除非整个基督教影响淡化。但这在俄罗斯,在欧洲,在美国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淡化,必有异教强化,占领你淡化的空位。这个异教就是伊斯兰教。尽管两大宗教内部都有不可调合的教派矛盾。当代以来,死于教派冲突的远远多于不同宗教之间冲突的。但当主要矛盾成为两大宗教的矛盾后,教派内部倒可能暂息干戈,全力对异教。

刚刚发生的斯里兰卡恐怖事件,以及巴黎圣母院事件,新西兰的伊斯兰清真寺屠杀事件,无不与两大宗教冲突有关。这都证明,面对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民主宪政制度是束手无策的。而且还会加剧这种矛盾。因为主体宗教控制的选民,当冲突剧烈时,首先会选择强硬不妥协的领导人。一些当代国家领导人,其实就是上任后对异教地区超强硬不妥协挣到政绩的。

现代国际法的欧洲起源

在“国际法”前面加上“欧洲”二字,似乎理所当然。“国际法是欧洲传统的固有组成”的论断不绝于耳,这种观点认为国际法本质上具有欧洲特性,当今国际法是欧洲国际法的延伸。但该主张也常常遭到“后殖民主义”视角或普遍主义进路的批评。本文认为,无论作为地域空间存在,还是基于政治秩序建构,国际法的“欧洲”逻辑都不可回避。

关于欧洲国际法的历史叙事大多围绕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下简称《和约》)与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学者们普遍认为《和约》明确确定了近代主权原则,是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标志。但如果梳理《和约》的文本条款,检视缔约过程,对比缔约前后欧洲的政治实践,就会发现,尽管《和约》肯定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大小邦国的权力,如“结盟权”“战争权”,削弱了帝国皇帝的实效统治,但前提是“不得对抗神圣罗马帝国或皇帝本人”。换言之,和约中所谓的“主权”规定实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君权”,并非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平等”原则。

虽然《和约》没有致力于积极创设并建立近代主权国家,但它对欧洲国际法仍旧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为处于世俗化进程中的欧洲提供了一个兼具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逻辑框架,见证了彼时欧洲的政治力量逐渐突破宗教统一性的约束,达成对现实的妥协,至少在现实中接受了多样性的存在,并试图维护这一秩序框架。《和约》是彼时政治实体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为规范和限制各方的权力争夺、确保各方和平共处提供了文本依据和法律基础。它不仅成为日后欧洲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成为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标准。

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与《和约》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格劳秀斯意识到17世纪造成人类痛苦的最深层次原因在于不断崛起的领土国家间为了争夺利益频繁争夺,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无不充满对战争的思考和对和平的向往。他的贡献在于致力于将国际关系置于法律体系下,在于将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有机结合,拓展西班牙经院哲学的既有研究,在于对战争权的思考,为后世战争法理论与国际秩序法治化提供了先例。更重要的是格劳秀斯对于“国际社会”的思考,他认为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所有基督教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纽带,这种欧洲“团结”情感是其“国际社会”理念的基础,更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欧洲国际法”的表述隐含着一种排他性和差异性,即这一套规则封闭地适用于欧洲地域内政治实体间交往,而不适用于地域外的政治实体,且不同于其他地域起到类似作用的规则。这与被尊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观点并不相同。事实上,更早些时候,经院哲学家们主张,万民法以自然法为基础而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所有国家。例如维多利亚称,美洲的非基督教国家不应作为可被征服的对象,针对他们的战争仅应出于正当理由。德国公法学家摩塞尔(Johann Jakob Moser)逐渐完善并丰富了欧洲万国法的内涵,但也未将之视为排他性的体系。他不认为欧洲国家有权以违反自然法的方式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即便如此,“普世主义”国际法还是暂时让位给了强调“欧洲国际法”的理论尝试和对“欧洲特征”的详细论述。“欧洲公法”的概念由18世纪的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学者提出,主要对彼时的条约惯例进行一种描述性分析。这时并未显现出排他性,更多是在叙述欧洲地区共同的历史渊源、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理念。

19世纪前后,“国际法具有欧洲特性”的观念不仅更加活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时,国际法的“欧洲身份”显现出一种基于种族、文化、宗教的优越感而产生的偏见,欧洲国际法的排他性、与其他区域的差异性被转换为法律上的不平等适用。例如,劳里默(James Lorimer)将文明与万国法勾连起来,将万国法限于欧洲国家,认为野蛮国家永远不会被欧洲国家所承认。在论述国际法律人格问题时,奥本海指出,“中国、韩国、暹罗、波斯等非基督教国家的文明与基督教国家的文明有本质不同,不可能与之进行国际交往。他们的政府和人民无法理解国际法”。同为著名国际法学者的霍尔(William Edward Hall)也认为应将“野蛮”和“半文明”的国家排除在国际法范围之外,因为他们还不够成熟,只有当这些国家继受欧洲文明时,才被认为可以适用国际法。

可见,此时对国际法欧洲特性的强调,不再止于强调该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而逐渐作为欧洲国家在向非欧洲地区殖民扩张过程中,为征服和掠夺行为进行正当性塑造的工具。在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的眼中只有待殖民的对象或有吸引力的市场,广大非欧洲区域被塑造成“由于缺乏文明而天然不适合”加入国际大家庭的群体,只有被“欧洲国际大家庭”接受承认后,方可适用这个充满“优越感”的法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欧洲国际法已经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区域性法律体系,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话语乃至一种标准。

重述现代国际法的欧洲源起,并非要抹杀它的历史影响,而是希望提供一个审视它的不同视角。这段历史,不乏坚船利炮的暴力,充斥高高在上的偏见,但它更见证了国际法制度规则不断发展、国际法理论实践愈加丰富、国际组织迅猛发展的高光时刻。

一方面,欧洲国际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以外交法为例,尽管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在政治实体交往中逐渐固定下来的外交惯例日益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之后的国际交往提供了范例模式和初步经验,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拓展了外交法规则。维也纳会议上最终确立了大使及全权代表外交等级划分问题,至今仍是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参照。随着国际法调整范围和规则领域的延展,习惯法不再能满足规制需要,条约增加的速度和数量前所未有,条约法随之取得巨大发展。此外,延续着《和约》的均势精神,一系列旨在维护和调整国际秩序的多边会议陆续召开,如1818年亚琛会议、1822年维罗纳会议、1830—1833年伦敦会议、1856年巴黎会议、1884—1885年柏林会议以及1899年、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国际组织的数量日益增多,不仅对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奠定了国际组织制度化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法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国际法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呈现体系化和理论化发展。这期间,国际法的语言发生了变化,拉丁文不再作为学界讨论国际法问题的语言。“万国法”逐渐取代了“万民法”,进一步强调国家间性。18世纪末,边沁创造出“国际法”代替“万国法”。法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法学家也在此基础上相继创造了一系列类似术语,如droit internationa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derecho internacional来形容国家间的法律秩序。国内法与国际法、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逐渐独立开来,国际法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逆全球化”话语遍布的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表达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的稳定框架。回溯国际法的欧洲源起,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国际法的历史逻辑,为提升我国在国际法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提供有益启发。

(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语料库驱动下的汉英立法文本翻译单位研究”(2016JG009-EYY22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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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

考察现行国际体系,一定要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基本要素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就缘起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虽然现行国际体系已经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很大区别,但是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催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是欧洲30年战争。161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大混战,持续了30年。战争的起因是统治着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基督教两大教派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激化,各邦国结成了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国家出于本国利益,或支持新教联盟,或支持天主教联盟。宗教信仰之争与王朝现实利益纠缠在一起。几乎欧洲所有重要国家和势力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新教联盟略占优势,最后是天主教联盟求和,在德意志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了和谈会议。和会于1644年开始,历经4年,于1648年10月24日正式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和约》除了明确一些领土的归属、新教诸教派的地位等内容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都享有主权,可以独立地从事对外交往,包括宣战和媾和。此外,还明确了荷兰和瑞士是独立国家,不再属于西班牙或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内容后来被不断发扬光大,逐渐演变成了国家主权原则。这一点在国际关系史上意义重大。此前,所谓的“国家”,主权是不明确的。那些帝国、王朝,可以无限地扩张管辖范围,“国家”之间的所谓“边界”可以随时改变。各王朝为了争夺领土、财富,不断地发动战争。征服与被征服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常态。此外,宗教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神权与皇权经常发生冲突。而此后,在欧洲,世俗的权力得到加强,特别是国家的领土相对地固定下来了。法理上,各国在领土主权及其他主权上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尊重。如果发生一国侵犯别国领土之类的涉及主权的事情,就是违反了“国际法”。据此,学者们将1648年定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而此前的国际关系则是“前现代国际关系”。

当然,在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时代,主权原则仅限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限于欧洲大国及部分小国。已经盛行了100多年的殖民主义仍在继续,广大的殖民地并没有主权。就是在欧洲,也经常上演小国被瓜分的剧目,比如波兰就三次被周围的三个大国瓜分。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时代,国家主权原则不可能被有效践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际体系的演进,一方面,主权国家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193个主权国家,即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另一方面,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践行也在不断地改善,尤其是联合国成立之后的70多年来,大国损害小国主权的事情虽然还时有发生,但那种公然侵占、分割别国领土的恶性事例趋于减少。众多的小国并不会因为贫弱就随意挨打。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虽然后来被其他国际体系取代,但是它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却延续下来,成了现行国际体系的基石。虽然在全球化大潮及区域一体化的冲击下,国家主权不断受到侵蚀;与此同时,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活跃,影响也趋于增大,但是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基本行为主体的状况并无本质变化。所有国家都将主权视为最根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尤其是领土主权。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发展与治理,抛开主权国家,都无从谈起。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当那些最早实施主权原则的西方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时,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坚决反对这种“修正主义”行径。主权原则这个西方发明的东西,经过数百年的传播,不仅适用到全球,而且非西方国家反倒比西方国家更坚守这个原则。如果联想到现在一些西方大国对全球化、自由贸易等它们发明并极力推行的事物的逆反,正应了“风水轮流转”这句俗语。这也许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层次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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